四

人对社会的认识，有一个主观条件和客观情况逐步结合的过程。由于中国近代社会和香港社会都处在变动中。近代先贤本身就是过渡时期的各种类型的转型人物，因此在审辨香港问题时呈现不同角度、不同思想倾向，得出不尽相同的审辨结果是很自然的。其实，细加考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异中趋同。

他们对香港认识的演进，主要是视其对香港本相及其两面作用的认识程度和价值估量。19世纪50年代前，先贤们还主要着眼于反对英国侵占香港和向内地的扩张。50年代后的先贤们则大体上看到了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和崛兴为近代城市的两面，并且多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想把香港问题与反映中国近代历史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的中国要求独立和近代化联系起来，进行观察和衡量。他们的认识和估量构成了近代中国人民认识香港的量度计，由不清晰、残缺、浅薄到逐渐真切、完整和深刻；与此同时，谋求香港回归祖国的意念日趋强烈，其态度也日趋鲜明和坚定。

驱动这种认识演进的是与民族危机日趋深重相并进的日益强烈的忧患爱国意识和亟亟于振兴中华的心。而且这种爱国心很快摆脱以往狭隘的民族感情，由单纯爱国*进而接受理性支配，形成近代民族主义，即意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必然联系，要使中国自立于世界之林，就要摒弃闭关自守和盲目排外情绪，赶紧学习西方长处，尽快赶上和超过西方，变弱国为强国。否则，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就无法真正实现。香港的地位和状况，既给了中国近代先贤以近代化借鉴，也给了他们深深的屈辱，感受到中国独立统一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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