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林则徐、魏源相比，姚莹在某些方面要略逊一筹。又因为同处于社会转变时期，同林、魏一样，姚莹身上具有明显的旧印迹。

单就抗击英军侵略而言，姚莹在台湾的战绩比林则徐在广州取得的要大些。但是，林则徐在禁烟斗争与开眼看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远比姚莹重要。

在了解世界方面，姚莹作了许多努力。虽然其《康輶纪行》在内容与影响上，均不如《四洲志》与《海国图志》，但其打破闭目塞听，将眼光投向世界以有效地对付外国的侵略方面，姚莹与林、魏是完全一致的。姚莹与他俩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林则徐与英国侵略者对敌，产生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魏源则非常鲜明地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可姚莹在这一点上却显得暖昧。他在写《康輶纪行》以前，《海国图志》已经刊刻出版，他也得到了此书。姚莹对《海国图志》赞扬备至，说魏氏著是书“大获我心”。然而，对魏源的“师夷制夷”的主张，姚莹却未明确响应。姚莹确曾说过，他写《康輶纪行》是欲使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也提出过“尽取外夷诸书”，“更进外夷之人”的主张。可是这里的“习”乃熟悉而非学习，取夷书、进夷人，目的也是在了解外夷情况。虽然，他承认夷人有过人之处为“师夷”作了铺垫：学习西方长技的思想呼之欲出，但是他终究未能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因此，在反抗侵略，了解西方，学习西方这一思潮中，姚莹的名气不如林、魏大，理所宜然。

姚莹的忠，在反抗侵略，在把眼光投向世界、投向西方方面，确实是一种驱动力。但他为了尽忠也不遗余力地镇压人民的反抗。反抗侵略，了解西方，使其爱国主义具有“近代”的特色，但他却是对皇帝、对清王朝尽忠，缺乏近代的民族意识，这又使他的近代爱国主义带有旧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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