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悲剧所引起的代际间的矛盾和纷争,从而反映当时传统价值观念在中西文化冲击之下,如何促成香港的社会和家庭的历史演变。笔者、先兄和我们的家庭都成为历史网络中不同的“点”。笔者利用先兄遗下的日记、信件和照片,以自传方式重塑这段个人与集体的记忆。这些记忆的网络纵横交错,实际也是当时整体社会价值观的复杂蜕变。
上述提及的研讨会的议题不一,笔者采用的研究方法却有一条主线:在社区和社群集体的历史经验中寻找文化与情感空间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从而窥视文化迁移、文化跨越和融汇的轨迹,并试图把运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体验,渗入到城市规划和社区文化资源创新的跨学科研究工作中。笔者史学研究的起步点,是中西*文化现代化与历史人物的社会心理比较研究。经过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方法和思维的冲击,再透过个人和集体记忆的交叉诠释,最后应用于社区文化的研究、历史文学的创作以至自传式微观的分析。这些虽然是笔者的探索,可能也会对学界有所启迪,故冒昧地叙述出来,供诸位学者参考。
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隔膜,平衡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困局,这是过去香港史学发展最主要的特色,也许是新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最需要珍惜的精神。台湾史学的多元化和自由气氛可能更超越于香港,但*争议增添了很大的压力和浓厚的意识形态分歧,结果多少冲淡了史学较清纯的学术品味。内地史学已踏入多元一体的阶段,它的进步也证明了过去十多年经济改革开放对史学界的影响。然而,相对台港两地,它的多元化和开放性尚有一段距离。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路向始终是在宏大叙事和微观史学之间寻找一个多元而开放的理论创新的空间。香港史学在平衡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要求上,在学术的内容上已透过文化的融合和多元化路向的发展,取得超越性的经验。然而,它所面对的,却是学科霸权、教育行政忽视文化精神的另类压力和挑战。这些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它的困难恐怕已超越了纯粹史学理论的范围而延伸及非学术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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