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档案资料;而是通过公众资源,包括档案馆资料、报章杂志、各种宣传单张、历史图片和口述历史的记录,重新描述不同社区电气化和现代化的历程。
笔者试图转化社群的宏观结构,而以集体记忆的概念注入传统的群体生平学之内,再以“微观叙述”的方式,把传记史料和文献资料融入这个集体记忆之中,以超越上述有关“叙述史学”和“结构史学”的纷争。另一个较小规模的社群研究,是沙田医院十年历史的撰写,则是以医院基本的历史记录、一些活动的统计,再透过自传和传记的混合叙述、以口述历史的方法,达致集体记忆的交叉重构,描述这所年轻医院的组织文化和精神。
基于这些经验和理念,笔者又先后撰写了四篇研讨会的论文,第一篇和第二篇是以城市生态的文化空间的形成,分析油麻地天后庙的建成及其发展的生态史。天后庙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空间,有机地和自发地成为一个社区建立和拓展的中心。笔者观察天后庙的演变,从一座名不见经传、由渔民和小商人集资建成的小庙宇,发展成一个多元化的繁盛社区,包括传统的义学、新式的医院、半公开的黄*毒活动、多角色的警察局、多元化的宗教组织(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各种基督教教派的团体)。再从这个社区自身的多元化发展,归纳出香港地方历史文化的某种特色,并以此特色与上海城隍庙和北京隆福寺两种不同的社区文化作比较,尝试研究中国宗教世俗化和社会化的方式。第三篇是以城市规划和集体记忆的理论,分析文化空间和情感空间的存在及意义。以油麻地社区作为一个“点”,发掘这个“点”内部的文化和情感内涵,并将其引申为城市环境的文化和情感空间、想象和价值,继而探讨城市环境保护的文化和情感的价值观念,最后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文化生态的转变来证实文化和情感因素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第四篇是在澳洲举行的名为“生命写作和代际纷争”(Life-Writing and Generational Conflict)的自传和传记研究的研讨会上,通过自传式方法,重构50—60年代笔者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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