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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冲击与超越当代香港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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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48: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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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只是文化生态学、社会心理学或心态史学的交叉运用的问题，更是个人的历史经验和群体的历史记忆之间的互动问题。从20世纪初期欧洲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对日常生活文化的批判，到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史学、年鉴学派的“整体历史”，以至社会文化的日常生活历史的发展获得不同的启示，逐步体会到文化迁移和转化的玄妙。更复杂的是，这些理论研究和方法之间往往也有互相矛盾和不协调的地方，加深了史学理论选择和融汇的困难。笔者重视这类结构主义史学的意义，但在诠释学尤其是伽达默尔(Gadamer)理论对思想史的冲击(注：Martin Jay, Should Intellectual History Take a Linguistic Turn? Reflections on the Habermas-Gadamer Debate. In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eappraisal sand New Perspectives, D. La Capra and S. Kaplan (eds.),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86-110.) 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也尝试对文化冲击和互动的研究工作摸索新的出路。
然而，这种多元化的研究取向，是否意味着香港史学界已超越近百年来文化的挑战和冲击?香港史学界希望克服“东方主义”的心态，已不能再依靠固步自封的民族文化中心观念，也不能盲目接受外行主导的“虚假科学的”学术评估制度。固步自封只会重蹈过去僵硬思维的迷路，而盲目追随其他国家或社会的制度，则往往漠视了不同文化的差距和文化权力角色的这一现实。这份学术和文化的自信，只有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可观的成果，才能打破西方文化权力掩盖的困局。超越中西文化接触所产生的努力和冲突，就必须另谋创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可以是正面的压力，迫使中国史学界努力寻找生机。香港当代史学的发展如果对中国史学研究有任何的启示，恐怕不仅仅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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