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动态地研究历史内在与外在的变化和交融的尝试，又使笔者对两个历史范围的研究发生兴趣。第一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在过去几年间，笔者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加入比较城市文化和环境的课题，着重从文化空间和情感空间、社区演变两个理念入手进行分析。第二是对文化的旅行与旅行的文化的诠释。在这个范围内，笔者经历了一连串跨文化的考验和挑战：笔者起初以为可以简单地把西方近二十年对旅游和旅行的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理念，结合中西历史文化的资料，套进个人对旅行的三层架构(旅游、行游、神游)之中。这个三层分法是笔者从中国旅行文化的传统中抽象出来的。中西旅行的理论和史料结合成的文稿始终欠缺某些逻辑的同一性或完整性，结果迫使笔者重新以英文来思考、解释和整理西方的理念，再反过来用中国旅行文化的历史资料来诠释这个三层架构，使中西旅行文化的历史渊源最后得到更清楚的区分；而以英文描述中国旅行文化的传统时，笔者更小心地指出中西旅行文化的差异。这个迂回曲折的比较史和跨文化的研究，一方面使笔者进一步了解到跨学科、跨文化传意和比较文化心理研究的重要性，尤其在中西文化理念和资料互用时，必须特别留意文化跨越时既微妙又重要的隔膜；另一方面，也使笔者更充分体会诠释学中，视域分化和融合的困难和意义。鸦片战争以来中外文化交流既是中西两个文化的视域的互相交接，同时又经过日本文化的过滤和转介，三者之间的接触和互动，更非简单的视域融合或诠释循环能够完整地解释清楚的。

这一前后维持了近十年的研究方向，可算是笔者继承60年代比较史学的传统，既是发展和创新的尝试，也是对心理学、人类学和工商管理学所盛行的跨文化研究的史学作出的响应。连同上文提及的歌德和郭沫若的身份认同的比较反思，这种响应显示出跨文化的史学研究工作比社会科学和商学的研究工作要困难得多。史学工作要求理论与资料的配合，模式和论证的平衡；但文化的移动和跨越最终落实到每个个体或小社群的心理和价值取向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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