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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冲击与超越当代香港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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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48: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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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后期，笔者先以比较方法，后从跨文化角度，整理欧洲史的资料和心得。笔者出版了三本以观念史方法分析德国*文化现代化、欧洲近代民族国家与国际秩序、当代国际关系的著作(《德国现代化新论》、《西方的巨变》、《后冷战国际秩序的形成》)，研究重心集中在民族国家与民主主义发展背后的权力与自由的关系、个体与集体等关系。在德国*文化传统中，笔者认定了两个核心范畴：封建制度的互惠原则；权力和自由的双重性。对中德*文化传统做了简要的比较，为将来的深入研究作准备。此外，笔者还从未间断地整理在读博士课程时已开始思考的两个课题：欧洲近代思想史中的四个核心观念群的分析，歌德和郭沫若的个人与文化身份认同的跨文化研究。前者的研究基本上已完成，惟部分资料的诠释还须验证；后者则以传统的比较思想史、心理历史、社会心理学、后现代心理分析以至文化转移的跨文化理论，来比较歌德和郭沫若的成长与身份认同建构。由于后一个课题涉及一些中、日、德三国的跨文化经验，尚待理清，又加上笔者过去十多年才真正深入钻研跨文化的各种理论(包括跨文化儿童成长、家庭结构、文化记忆等)和问题，学力尚未足以处理如何结合跨文化心理历史、社会心理和文化人类学等方法来掌握这个课题，故需两至三年时间的反思、补充和整理，才可把初稿写成。这些研究的取向可算是继承了60年代香港和台湾比较历史及哲学的传统，而受王德昭、唐君毅和牟宗三等老师启迪的影响则显露无遗。
在撰写和整理这些研究课题的同时，笔者进一步探索和尝试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其中较重要的是采用跨学科的取向研究文化的移动、互动、冲击、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从而补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典范转移的理念。这是由于一方面是在歌德和郭沫若比较研究中，发觉两人都在不同方式的“离家”、“旅行”、“流浪”和“文化冲击”的过程中，经历了他们身份认同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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