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34页。)
以极权主义模式阐释并概括1928年以后政府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观点随即遭到张志东的批评,张氏认为,当时国民党刚取得全国政权,基础远未稳固,其权威面临着中国*党、地方军事实力派和日本三个方面的严重挑战,其他种种内政、外交问题也对它造成极大困扰。在此严峻形势下,国家对社会的强权控制至少在短时期内不可能达到很高的程度,而商会作为当时中国的一股根基深厚、实力强大的独立社会力量,国民党政权对它更是难以实现极权主义控制,即使可以,也只有在南京、上海等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中枢或接近统治中枢地域,以及国民党基层势力强大的少数地方才能实现。至于当时国民党势力较弱的中国其他广大地区,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应该呈另一形态,究竟如何,有待于研究者继续探索。事实上,1928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许多重要经济政策,如币制改革、税制改革等都是由商会具体组织实施的。(注:张志东:近代中国商会与政府关系的研究:角度、 模式与问题的再探讨, 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四、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思考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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