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225页。),因此,工业化对农民离村的拉动力不能估计过高。
在这种背景下的农民离村同西方先发工业化国家如英、美等国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首先,西方先发工业化国家的农民离村同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就业趋势相一致,其动力都起源于工业革命。据统计,英国在1801年时的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为35%;到工业革命完成后的1851年,农业劳动力下降到22%,与此同时,工业和服务部门的就业劳动力分别达到48.3%和29.7%,到1901年,农业劳动力再降低为9.1%, 而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分别占到51.2%和39.7%(注:《世界经济》,1987年第5期。)。美国在1820年时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为78.8%,1880年下降到51.3%,非农业劳动力上升到48.7%,到1910年时,农业劳动力再次下降到31.4%,非农业劳动力跃升为68.6%(注:韩俊:《跨世纪的难题: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表。原书据布鲁斯·F.约翰斯顿、彼德·基尔比合著《农业与结构转型》一书附录整理。)。可见,先发工业化国家中的离村农民大都能为非农产业部门所吸纳。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一方面,工业革命无情地摧毁和取代了手工业,逐步确立了大机器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大机器工业的发展,为农业生产方法的革新创造了物质技术条件,农业的机械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能够为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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