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社会性因素：初期多因战乱、盗匪横行，政府无力肃清，社会治安恶化等等，“藉匪以自护”，较少*动机（注：“近今在山东曹县、河南东诸县、江苏徐州诸县有大刀会。……此会何以兴盛如是之速哉？……百姓为患盗贼，无法处置，闻大刀会能避刀枪，可以保身家，于是争相学习，不惜钱钞，富庶之家坠其术者几乎千万户。”［清］济宁福音院：《大刀会起止论》，山东历史学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分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83页。）。后期除少数有明确反清革命意识者外，更多是浑水摸鱼、挟私报复者；甚至买得龙头老大之职，占山为王。
平阳党的创办者清季文生竺绍康，“因与本地土豪蔡老虎有杀父仇，特组织此会以图报复”，进而发展成有数万党徒的大团体[20]。浙江“黄某因受人欺凌，特出资劝（王）金宝倡建一会，以图报复。”祥符县东乡“回民李沅庆在该村礼拜寺内写立传单，纠众约近万人，扬言抗粮罢市，”并烧毁运粮车、砍毁电线杆十余里。事后查明，“该回民自有地亩多系全熟，意图抗匿，造谣煽惑”，威胁利诱村民参与（注：［清］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三日河南巡抚陈夔龙：《奏祥符乡民聚众抗阻清赋派兵查拿解散折》，《民变档案》（上），第204-206页。）。震动全国的长沙抢米事件，其初始“固由地方官办理不善，而肇乱之源，实由于劣绅隐酿而成。”“杨（巩）、孔（宪教）诸劣绅，素反对新政，乃利用此机会，竟令泥木匠焚毁各教堂、学堂及各码头，烧中学堂。”[21]“准噶尔旗东协理台吉丹否尔，因该旗贝子筹付赔教垫款，有妨私计，立意阻挠。……始则造谣煽惑领户不前，继则招聚劣蒙，持械挠抗”，抢劫税局，“将局中文牍、帐簿及委员等衣物，均经该蒙众焚抢一空”（注：［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绥远将军贻ｇǔ＠①：《奏准旗丹丕尔纠众阻垦拒捕伤兵派队剿办折》，《民变档案》（上）第119页。）。
虽然这些文人士绅厕身江湖、持械挠抗各有目的，然而本应是国家政权支柱的“殷实富户”、上层绅士也甘为“下流”，加入“匪党”造反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与政权“离心离德”的表现，显示了清王朝的权威与控制机能正濒临崩溃。
清末民变因首领及主要成员的差异，使其形式、波及面与结果相对而言也大体可分成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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