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其一，以有功名的乡绅、地主为主要首领的乡村民变，基本不具有明确的*性，多半因为提高捐税、官吏贪污、调查户口，或是新政、地方自治的某项具体措施损害了民众、尤其是乡绅地主的既得利益而起，少数因乡绅内讧甚或官绅矛盾而起（注：前者如广东连州，“绅分五党”，“皆争权据利，各不相下，此次因积仇而起，借钉门牌为题”（存萃学社编：《辛亥革命资料汇辑》第一册，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80年，169页）；后者如长沙抢米，起源于大灾之后饥民抢米，而士绅的介入使问题复杂（参见杨鹏程：《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有突发性，少预谋，发生率高但单个案件人数有限，涉及范围也较小，主要是该项捐税或措施影响所及的区域，一村，一乡，至多是一县，持续时间比较短；除少数武装抗税、波及面大的案件（如莱阳事变），清政府一般不动用军队，往往通过惩处贪官污吏，调整捐税征收方式、期限，或由地方官与当地士绅领袖出面调解等方式平息民愤，化解民变。
其二，两广、长江流域等地以会党为主体的民变，其领袖多为天地会、哥老会头目（注：吴玉章回忆辛亥革命情况时说：“至于起义的民军，……其领导者成员多半为会党首领。”吴玉章：《辛亥革命》，第136页。），多半有预谋、有计划，有纲领口号，有武器、军饷等准备，背后常见革命党人活动的影子，或者直接鼓动与参与，其首领有明确的反清意识；事件的波及面广，一省或数省，多经清政府派军队镇压而平定。如1902～1904年两广会党起事，动用几十万军队、撤换数任督抚，才勉强平息；1900年自立军、1906年萍浏醴起事等。
除此之外，较大规模的土匪、马贼、盐枭流窜作案，活动地区和波及面往往也较大。
清末民变的引发原因、表现形式，以及过程、结果大相径庭，涉及抢米抗税、罢工罢市、挟嫌报复、哄抢富户、聚众抢劫、开立山堂、勾党谋逆、攻打衙门、反洋教、兵变、学潮、排满革命，相激相荡，清晰地显示出社会的动荡不安与普遍的反叛心理，促成了辛亥革命高潮的形成和发展。但也正因为这些“民变”源于不同原因、具有不同特点、遵循不同的发展规律，也就成为民初局势乃至整个20世纪上半期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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