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程氏出仕众而官职低的特点，使程氏族人热衷于参与地方政务。程氏家族获取科举功名和官衔人数都超过上百人，但科举功名不为显赫，仅1进士7举人；为官职务不高，任知府者只有2人（程尚义和程荣春）。这种情况既限制了程氏家族向外发展势力，又促进程氏族人在县内政务中投入更大的热情。程氏族人响应地方官员号召，主持修建文庙、书院等文教设施；他们轻财重义，修桥筑路，赈灾济贫，稳定地方秩序；许多人从事文化教育，讲学著述乃至研究医学，为百姓施医送药解除病痛。程氏家族所做的这一切，有力的推动了婺源地方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效保护了程氏家族利益，进一步增强了程氏在地方的影响。
最后，程氏家族九代近百人的活动，有力证明了科举世家在清代地方政务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绅士”在地方行政中的关键作用，曾盛行于美国史学界，但始终存在着较大分歧。如张仲礼主张：“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和官职获得，凡是上述身份者即可成为绅士集团成员”[8]。何柄棣则争辩说：“生员要排除在绅士之外，理由是他们的社会地位绝不能和具有较高功名的人相比”[9](P3-4)。我们选取“科举世家”这一新的视角，更能准确说明清代地方政务活动中的实际情况，而且有助于推动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M]．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王跃生．清代生监的社会功能[J]．社会科学辑刊．1988.(4).
[3]王先明．清代社会结构中绅士阶层的地位与角色[J]．中国史研究．1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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