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平对聚居于浙江中西部兰溪市诸葛镇的诸葛亮后裔调查研究，发表《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东南文化》1997年第2 期）一文，指出诸葛氏家族文化带有不少陈旧的甚至是封建的成分，但作为诸葛亮后裔家族中特有的文化现象，毕竟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今后仍能表现出相当多的活跃成分，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关于广东宗族，杨平《湛江农村家族宗法制度调查》（《战略与管理》1994 年第1期）指出，家族组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着天然的联系，与中国国家政权之间具有较为广阔的合作空间，与现代化的主潮流并不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然而，家族组织又是一柄双刃剑，以它为表现形式的族际冲突，以及由于政府处置不当而引发的普遍不满，很可能在家族组织复兴中成为某种破坏性力量”。龚佩华《广东台山浮石赵氏宗族家族制度分析》（《中山大学学报》1997年第4 期）对南宋皇室宗亲的赵氏宗族进行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认为改革开放后该宗族经济多样化，且按民主、法制原则经营、管理，从而逐渐脱离血缘原则，处在转型时期，在这变化过程中，浓浓的乡情既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润滑剂，把浮石迅速推向现代化，也可能是建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种障碍。
还有一些多种学术背景的学者进行了从宏观把握当代宗族的研究。李成贵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将宗族作为经济社会制度分析，他在《传统农村社会宗法制度的理性审视》（《民俗研究》1994年第1 期）一文中认为：“宗法家族制度固然有其弊害，但因事实上任何一种制度供给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释放，因而也就无碍于我们在此作出宗族是传统农村社会最有效理性的组织选择的判断。”并举出宗法家族制度减缓社会震荡、节约交易费用、克服外部性的极端重要的功效。作者又在《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研究》（《管理世界》1994年第5 期）提出，实现现代化，必须有选择地否定传统，宗法制度为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历史基础，它培育了一种社会的人格，即不把人从实际关系中孤立出来，“强调个人在共同体中的恰当地位和行为”（许＠②光语），农村变革与发展必须构建在该基础之上。郭于华《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亲缘关系》（《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 期）一文指出，早期的基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研究，时常把获致性的次级关系和先赋性的初级关系视为相互对立、排斥和取代的关系，注意到社会变迁多样性与特殊性的研究，试图寻找传统与现代化的融合及传统继续存在的理由。她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现实显示了传统亲缘关系与现代社会关系的并存，权力关系与象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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