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方氏科举成功者共５４人，其中占籍或商籍者仅占５．５６％。清代则有很大变化，自清建国至乾隆九年（１７４９年）的百年里，方氏科举成功者共３４人，其中占籍或商籍者竟达１８人，占总数的５３％。可见，从１６世纪开始的向城镇迁徙的趋势，到清前期愈益发展。宗族顺应社会变迁所作的变通，证明即使到通常所谓的封建社会晚期宗族制度仍是充满活力的；同时，它也以顽强的生命力和应变力，给传统社会的转型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其次是宗族自身的变化。社会转型一方面给宗族发展开拓了新天地，另一方面也给宗族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因素。商品经济扩大了贫富分化，煽起了奢靡之风，打破了固有的等级顺序，动摇了传统的价值观念。《ｐáｎ＠⑤溪宗谱叙》称：“彼逐末忘本趋利悖义者，即内而一家且秦越，手足何有于闾里？吾见此乘车彼戴笠，兄长觌面交臂失之者比比而是，若而人者即令萃集庙中，气谊不属，虽备言燕私不过轰然一堂，如韩公所云聚飞蚊焉。”《方氏会宗统谱》卷四载有一则由白云源迁问政的支派被革除的事例：“按祖庙旧籍载有问政一支而久不与祭，详考其故：吾乡巨族必置廨宅于郡城为因公至郡及岁科应试止宿之区。我方氏廨宅今独不存乃问政支丁私鬻致废，其久不入庙盖由于此。”上述变化与正德末、嘉靖初至万历年间徽州社会风尚的变化，以至“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情况是相对应的。

商品经济在破坏宗族传统秩序的同时，却又在加固着宗族社会的经济基础。明清时代，徽商的财力居各大商帮之首，堪与其匹敌的只有山西商。徽商在其经济活动中借助于宗族势力，因而不惜斥巨资购族田、修谱建祠办族学，救助族之贫困者［①i］。郑玉曾在《方氏族谱序》中阐述宗族兴盛的三个条件：“非有达官大人之势，豪家巨室之资，世以力田相遗而能保守不坏。”徽商为改变商为四民之末的地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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