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纳为官外，还兴办族学培养子弟入仕。族中子弟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徽商自身素质的提高，因为入仕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经商。族中子弟为官，有利于徽商与封建*势力的结合，这在封建商业活动中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利于宗族在徽州山区争夺生存空间。因此，宗族组织、达官大人之势，豪家巨室之资，构成一个良性循环系统，从而给宗族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方氏科举状况也证实了“资”与“势”的结合是宗族兴盛的前提。两宋３００余年方氏科举成功者共２５人，元代仅２人，明代５４人，清代前叶百年间达３４人，联临派在宋代占科举成功者的３２％，有８人，明代占１１％，有６人，清代占１１．８％，有４人。占方氏四朝总数的１５．６５％，共１８人。这一派在宋代科举最为发达，明清略有下降。而环岩派在宋代仅占８％，有２人；明代则上升至１９人，占３５．２％，清代再升至２１人，占６１．８％，占四朝总数之３６．５％。柘田也是后来居上，宋元为０；明代占２９．６％，有１６人；清代占２．９４％，有１人；占总数１４．７８％，共１７人。潜口宋代占８％，有２人；明代占２０％，有１１人；清代０；占总数１１．３％，共１３人。这４个派科举成功者共９０人，占总数的７８．２６％。而这４人派恰恰就是在１２派中向远地城镇迁徙最为活跃的派别。潜口派“商游荆襄”者居多，其４９世方勉“永乐辛卯（１４１１年）举人，乙未（１４１５年）进士，由庶常历官湖广布政司参议，进阶亚中大夫，尝篡家礼辑谱牒”［①j］。潜口派在荆襄的活跃与方勉在湖广的“势”有关联。柘田派南下福建，北上汴梁、山东；环岩派则以扬州为主，遍及各地。正因为“势”与“资”的结合，这４派宗族是方氏在徽州１２大派中最为兴盛的。
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宗族自身结构也相应作了调整。笔者在《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一文中曾对方氏４个支派的家庭人口作了统计，指出“明清徽州宗族制度下的家庭结构是以核心家庭为主，主干家庭为次。家庭宗族结构概括地说，就是大宗族小家庭结构”。家庭规模的缩小可以避免大家庭中劳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也利于商业经营。宗族圈的扩大，则有利于方氏各支派在远离本土的异乡经商时互通信息、互为奥援。扩大的标志则是修统宗祠、统宗谱、始祖墓。方氏统宗祠在歙县柳亭山，称真应庙。方氏在万历年间为真应庙产纠纷曾多次与异姓发生诉讼，三十八年（１６０８年）“庙业始复”，并形成十派“轮司祀事”的制度。康熙九年（１６０７年）１２派“复立合同”，改由１２派轮祀。方氏各派共同拟定《条议十则》，这是前所未有的统宗组织法。《方氏会宗统谱》是由方善祖（环岩派，５９世）发起撰修的。这是个徽商世家，上溯到５４世文辉即开始经商，至５８世良孺“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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