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督，均乖商信”（《江浙铁路风潮》第1册，“两省拒款函电”，第5页。）。表示“不认商借商还，力拒外款”的决心（《江浙铁路风潮》第1册，“两省拒款函电”，第2册，第31页。）。接着苏州商会多次举行集股保路大会，公开宣称：“商会宗旨，在劝各绅以集股保路为第一义”。呼吁“不做则已，做则必求达其目的，誓死不回，以期终于有成”。（苏州商会档案，297／10。原件藏苏州市档案馆，前一号码系案卷号，后为页码。）一些县镇的商务分会和商人也态度坚决地抵制借款。如江苏的江震、盛泽、平望商会和昆新商界，都曾致电农工商部、都察院，阐明“廷寄强迫苏杭甬借款，……势将酿成大案”，强烈要求清廷“收回成命”（《江浙铁路风潮》第1册，“两省拒款函电”，“两省拒款函电”，第5、8页。）。可见，清统治者不顾商人反对而拍卖路权的卖国行径，已使官商之间的矛盾发展到非常尖锐的程度。后因清政府被迫稍作让步，与英国侵略者重新商定将借款由“商借商还”改为“部借部还”，江浙铁路仍归商办，同时两省商人在斗争中也表现出某些妥协性和软弱性，官商关系才未最终彻底破裂。
然而不及数年，清政府顽固拒绝商人请开国会的强烈要求，更冒天下之大不韪抛出“铁道干路国有”政策，又使官商之间的矛盾激化至无以弥合的程度。在此之前，官商关系虽已日益呈现出摇摇欲坠的趋象，但由于清王朝表面上仍然打着振兴实业的旗帜，并应允实行预备立宪，在各省设咨议局，中央设资政院，同时又倡导地方自治，因此商人仍希望通过清王朝自上而下的*改革，开创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新局面。他们不仅热心于地方自治，而且积极参与咨议局的活动，竭力敦促清廷速开国会，仿行宪政。报载“自立宪明诏颁发后，各处商民无不欢欣鼓舞，开会庆祝”。许多商会致电农工商部，“请以翘盼之意代达天听”（《商务官报》“要批一览表”，1906年第17期第35页。）。
1909年立宪派发起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时，直、苏、粤、鄂四省商会即拟通告各地商会派代表到汉口举行大会，然后由汉赴京，配合国会请愿代表团向清廷上书。1910年第二次请愿开始之前，设在上海的华商联合会办事处向海内外商会发出联合请开国会书，各地商会和商人积极响应筹备，“或即开会，或拟上书，或任运动同志，或拟公举代表，造成国会请愿运动的广泛声势。”（《记国会请愿代表进行之状况》，《东方杂志》第7年，第2期。）6月，海内外商会代表齐集北京，由沈缦云、杭祖良、陆乃翔等人领衔，向都察院呈交三份请愿书，情词恳切地表示：“某等承数十万商民之委托，不辞斧钺稽首君门，为求一线之生路，吁请速开国会。朝廷苟迟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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