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国上下立宪呼声的日益强烈和革命浪潮的愈趋高涨，清王朝口头上虽承诺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但“皇族内阁”的成立表明清统治者丝毫没有为商人的竭诚馨哀所动，仍旧一意孤行地集权皇族，从而使商人乞求“一线之生路”的希望也化为乌有。紧接着，清廷又颁发铁路国有的上谕，与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一举取缔了整个商办铁路，更进一步使商人的愤怒激至沸点。大规模的抵制斗争迅速兴起，各地商人或举行集会，或进行罢市，有些商会还联名发布通电，警告清政府如不废除卖国合同，路事风潮“万无或息之一日”（《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37页。）。值此之际，勉强维持数年的新型官商关系已呈现出最后破裂的迹象。有些地区的商人开始转向革命，如上海商会的沈缦云、叶惠钧、虞洽卿等相继与革命党人建立了密切联系，秘密参加革命运动。

　　官商关系趋于彻底破裂，实际上是当时清朝统治已无以继续维持的征兆。数月之后，武昌起义爆发并迅速取得胜利，即敲响了清王朝寿终正寝的丧钟，成为推动更多商人走向清朝对立面，促使官商关系彻底瓦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革命高潮来临之后，武汉、宜昌、上海、重庆、长沙等地的商会和商人在各方面支持革命党人光复举义，广东、江西、江苏等地的商会和商人则积极鼓励和平独立，脱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尽管在此过程中，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仍使得一些地区的商人对那些所谓开明的督抚大吏存在一定的幻想，但就总体而言绝大部分商人已成为促使清朝覆亡的社会力量之一。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官商关系由松懈的联盟朝着对立面转化，也是加速清王朝分崩离析的原因之一。

　　以上我们对商会成立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内官商关系大起大落发展演变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了简略论述。观照近代西欧一些国家的历史，可以发现英、法等国在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官商之间同样存在着一个由最初的结盟合作逐渐走向对立的发展过程。只不过其联盟形成的时间更早，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因而对促进资本主义的生长和发展产生了更为显著的作用。中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经历了这一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格局和阶级力量配备不同于英、法等西欧国家的鲜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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