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如果没有大批山西人出外谋生，就不会有清代山西商业的巨大成就，也就无法解决清代山西社会的生计或生存问题。在山西不少出外经商人数众多的地方，“闾阎生计得之田者十三，得之贸易着十七”（注：参见顺治《汾阳县志》卷二，转引自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303页。）。然而，在大多数出外谋生的山西商人背后，几乎都有为他们苦苦守候的妻子。榆次县人要三婚后即远出谋生，二十多年音讯杳然。其妻武氏苦力支撑，与年迈的公婆日夜盼望要三归来。在公婆去世后，武氏坚守不改嫁，生活更加艰难。忽有一日，听到叩门声，原来要三回来了，“发已尽白，囊空羞涩”。武氏豪无怨言，敬事终身。（注：《山西通志》卷一八四《列女录二三》。）寿阳人边谧的遭遇与要三非常相似。边谧婚后不到一月就出外谋生，与家中不通音问长达二十七年，传言已死。邻里劝其妻王氏改嫁，王氏坚决不从。边谧之父思子心切，前往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寻找，不幸客死在当地。王氏竭力经营，使老人棺椁得以归乡。孤苦伶仃的王氏日夜织纺，维持生计。后来，边谧自外返回，“＠⑦羸几不可识”，王氏朝夕侍奉，并无怨言，受到人们的称道。（注：《寿阳县志》卷九《人物下》，光绪八年刊本。）如果说家庭是整个社会稳定与延续的基本因子，那么没有广大山西妇女的自我牺牲与坚守，就不会有商人婚姻家庭的稳定，也就更谈不上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延续了。从这一点上讲，不论是受到旌表的“列女”，还是普通的“商人妇”，广大山西妇女在婚姻家庭上付出的努力与牺牲，对山西社会重商风尚的维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就是她们对整个社会生存及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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