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公玠首次兴建住房，分授3子，平均每子分得41.28方丈。第三代辅侯第二次扩建住房，因不知有几子，无法估算平均的儿子分家面积。第五代华西第三次大规模扩建房屋，分授4子，平均每子得94.72方丈。这是邹家最为辉煌的时期：田产隆盛，人口众多，住房宏壮。但第六代邹珏兄弟4人把心血财力花在义庄义田等宗族公益事业上，并得到孀母的大力支持，自己似乎没有扩建住宅。邹珏分给2子的住房面积有所减少，几乎回复到公玠所在的康熙时的水平，2子各得47.36方丈。文瀚分家，则各子仅有31.57方丈。随人口增加，财力不济，住房也紧张起来。
从康熙到同治的200年中，邹氏传了九代，家族人口愈众， 有了设立义庄进行同族救济的必要。每个分支的家庭愈分愈多，住房愈建愈繁。但每家人口的住房面积应视其家庭财力与投向以及人口使用的状况而定。邹珏、文瀚时，人均住房面积从停滞走向减少，但仍能保持生活的必要空间，甚至较为宽敞。
以上根据常熟邹家的住房变化所反映的清代江南人口与住房关系的变化只是一个案例，至于说邹家的人口住房标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以及世界上属于何种水准，还须做进一步的材料挖掘、比较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总之，本文所述的历史事例表明，虽然清代江南（以农村为主）村庄的增多和住房聚落分布结构的改观并不都是当地人口增加的直接后果，它与人们的财力、生活志趣、甚至经济的转型还会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它多少反映了江南地区人口数量增多或变化之下人们住房扩张的轨迹，江南农村人文地理面貌的重大变化，构成近现代农村住宅景观的基础。因为，住房总是人口生活的基本资料，人口的增加或减少所产生的后果、人口的生活状态总会在住房问题上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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