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下跌亦无从脱手。天津大米庄因赔累歇业者比比皆是，如颇负盛名的仁和义米庄，经营已有30余年，即因亏折过甚于1935年宣告歇业。素以财力雄厚著称的义生源，在1934年前亏折40万元；成发号斗局子相传亏折60万元；公兴存则依仗代销外国火油、碱等弥补面粉亏损。以上三家虽亏折甚巨，尚能勉强渡难关维持营业，其余商号大多损失殆尽，关门歇业者不少”（注：朱汕洲：《天津粮食批发商业百年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87～88页。）。京、津等地的粮食供应遂陷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之中。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粮商加入到了以天津为中心的粮食供应新体系当中来，其粮食的供销方式也开始由流通较快、风险较大的批发业务，转向较为稳妥的囤积经营。一些粮食企业还纷纷组织同业公会，以寻求支持和保护。然而，“芦沟桥事变”以后，京、津先后落入了日寇的魔掌之下。为保证其罪恶的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侵略者实行了严密的粮食统制，京、津的粮食市场遂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四、结语
粮食供应由国家控制到市场调节的转变，是清末至民国时期京、津两市经济生活中影响最大的事件。此前，北京的粮食主要靠国家所控制的旧的漕粮运输体系来供应，天津只是北京漕粮的中转站；天津的粮食虽然主要靠市场来供应，但其经营的规模和区域范围尚小，发育还很不成熟。而随着旧的漕粮体系的废止，到民国时期，在京、津地区遂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天津的粮食批发市场为中心的新的粮食供销体系，北京等地对粮食的需求主要来源并依靠于天津，从而使北京等地在很大程度上纳入了天津经济的发展框架之内。这一*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对分离的格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由价值规律的取舍而自发形成的，有着自然的合理性。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更加充分地发挥天津在北方的经济优势，更加充分地发挥北京在全国的*优势，重新合理地定位京、津各自的作用，避免*中心与经济中心人为的不合理错位，是一个意义重大而又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国家的控制，对于保障清末首都的粮食供应和全国粮食秩序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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