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漕粮体系浓重的超经济强制性、政策的死板教条性以及吏治的严重腐败,结果导致了这一体系的全面崩溃。这个教训也是十分惨痛的。
市场的调节,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生命力,它促进了京、津粮食市场的繁荣,也同样保障了民国时期首都等地的粮食供应。但是,在人口众多、农业现代化水平很低、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保障体系又异常脆弱、政府对经济和国家主权的控制又相当软弱的旧中国,要把粮食这样一种事关国计民生大局的重要战略物资,完全交付给发育并不十分健全的市场去支配,势必会使市场失却对粮食的正常调节功能,同样造成粮食供应的危机。
在清末至民国时期京、津的粮食供应问题上,国家控制与市场调节各有利弊得失。任何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回避另一个方面的做法,都属于不顾历史事实和中国国情的主观臆断,都会不利于国家和民众。这既是宝贵的历史经验,也是惨痛的历史教训。
(资料来源:《中国农史》2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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