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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清官廉吏，且专以芟夷士夫的气节为能事；同官中也鲜有以节操相砥砺者，清廉之吏如凤毛麟角，连乾隆都承认“各省督抚中洁身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cxxvii]整个官场中弥漫着“千里作官只为财”的浓厚铜臭气。更令人忧虑的是，洁身守道者反不能见容于上司和同僚，洪亮吉就说过：“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是一二人之势不至归于七八人之所为不止”。[cxxviii]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清官无法为，也不能为，而被称颂为好官良吏者，只不过取予有节而已。他们的矫矫自好，大半不是为实践“修齐治平”的入仕初衷，而多惑于善恶因果，以至州县官署联语竟有“最防官折儿孙福，难副人称父母名”之类警句，王公大臣亦相率遁入虚无，“以蔬食为家规，以谈禅为国政，一二人倡于前，千百人和于后”。[cxxix]这种经济繁荣而道德沦丧的病态世相实在应当引起人们深长思之。
18世纪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已使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蹒跚地迈近了由传统通向现代的门槛。早已僵化了的*、经济、财政体制面临着人口膨胀引起的空前压力。旧的躯壳不再能容纳体内新生的活力，整个社会正经历着蜕变前痛苦的折磨。一方面侵食作为高度集权*体制下官僚制度的瘤疾，像癌细胞一样迅速地吞噬着国家的肌体脏腑，另一方面有识之士对吏治、漕运、盐政等宿疾予以重新审视，而人口、物价、货币贬值等新添症候也日益引起关注，他们在黑暗中艰难探索，渴望找到疗救中国的药方。下一个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无疑只能是变革，只不过是主动变革，抑或被动变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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