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靡与侵贪，犹如一对孪生的怪胎，此中道理影彰甚明。牛运震以为“俭”乃是“不亏空、不婪赃之本”，谢振定则说禁外百奢侈方能“祛贪污、杜亏空”，汪辉祖亦指出：“侈靡之为害也，取之百姓不已，必至侵及官帑”，他通过自身丰富的阅历，详述了“不节必贪”的潜移默化过程：“贪人即不自爱。未有甘以墨败者。资用既细，左右效忠之辈，进献利策，多在可以无取、可以取之间，意谓伤廉尚小，不妨姑试。利径一开，万难再窒，情移势逼，欲罢不能”。[cxxiv]然而，在奢靡成风的社会环境中，自奉节俭又谈何容易？康熙时唐甄即尖锐地指出，服饰器用奢靡之官，“谓之能吏，市人慕之，乡党尊之，教子弟者劝之；有为吏而廉者，出无舆，食无肉，衣无裘，谓之无能，市人贱之，乡党笑之，教子弟者戒之”。[cxxv]

    由此可见，奢靡不仅直接刺激大小官吏贪污婪索，更严重的是，它会助长反传统的唯利是趋的价值取向，迅速冲垮士大夫本已十分脆弱的道德堤防。

    乾隆中期以后，人们议论为官者的精神境界，多以“重货利”、“嗜利”概括之，以至朝鲜使节竟愤激地说：“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cxxvi]当时乾隆既不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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