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进贡日渐升级之时，即有人奏请明谕禁止。国泰案发，御史钱沣即言“嗣后愿皇上勿受贡物，俾天下督抚无以借口”，[cii]随后又有御史郑徵折奏：“近如王亶望、国泰、陈辉祖之流，巧滋诈伪，曲遂侵渔，物物指为贡函，时时饱其私囊，求索无厌，贿赂分行，以致属库多亏，无能过问”。[ciii]嘉庆亲政之初，首罢督抚贡献，并在谕旨中称：“大抵进奉一节，最为吏治之害”。[civ]

    乾隆季年秕政还有频繁举行的巡幸、庆典及征伐等，但就有害吏治民生而言，则以臣工贡献、罚议罪银、罚扣养廉和赔补官项为最。乾隆“外仁义而内多欲”，他执法未尝不严，但实际上却又“驱迫”大小官员不得不贪，诚如郑苏年所讽刺的那样：“（官员）事出于不可奈何而复欲以法绳之，是何异于坐之鲍臭之肆而讥其熏染之不馨，登之部色之场而责其嚬笑之已苟乎？”[cv]

    18世纪后期贪风大炽，为厉禁所不能止，除乾隆个人应负的责任外，还应从社会环境的其它方面探究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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