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而将自行议罪认罚各项“分晰缮写清单恭呈御览”。[lxxvii]从此，《密记档》成为专门记载“自行议罪认罚”的军机处下“密记处”的特殊密档。同时，又规定：“所有密记银两交圆明园、户储司造办处银库，嗣后将收到何项银两、数目若干，并收到日期，按月呈报军机处以备查核汇奏”。[lxxviii]由上述内容可见，罚议罪银不仅与罚俸迥然有别，[lxxix]而且与乾隆朝的罚扣养廉以及刑律中的“纳赎”截然不同。
议罪银制度自乾隆中草创，至乾隆去世，大约存在了三十几年光景，而其对吏治的恶劣影响早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已由尹壮图于折奏时指出：“督抚自蹈愆尤，不即罢斥，罚银数万以充公用，因有督抚等自请认罚若干万两者。在桀骜之督抚借口以快饕餮之私，即清廉自矢者，不得不望属员佽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不得不曲为庇护”。[lxxx]迫于舆论压力，乾隆于五十八年明令“嗣后各督抚有咎应革职应行议罚者，著即自请停支养廉。不必另行议罪”。[lxxxi]但实际上照旧罚议罪银，如五十九年两淮盐政全德罚交38.4万余两，六十年两广总督（署闽督）长群“情愿认罚银三万两”，奉旨：“著觅二万两”，[lxxxii]俱可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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