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从立法、执法角度看，乾隆惩贪尽管存在种种失误，甚至重大失误，但就其大势而论，还是应当予以肯定的。既然如此，何以18世纪后期又出现了贪风大炽、吏治败坏的严重社会问题呢？

   
　　晚清薛福成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加以解释。他说：“高宗英明，执法未尝不严。……然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焉，俱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地。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也”。[lviii]薛福成是在论及和珅贪黩时讲这一番话的，从逻辑上看，所谓“在内隐为驱迫”，是说督抚等被迫趋奉和珅以求得庇护。类似的看法还可举出一些，如尹壮图也说乾隆晚年“上下通同一气，势不容不交结权贵以作护身之符。此督抚所以竭力趋奉和珅，而富民受困之原委也”。[lix]乾隆中期以后吏治迅速败坏，和珅固然负有重大责任，但把一切罪过都推给他，显然没有忠实于历史。如果说大大小小的官吏在当时有“在内隐为驱迫”的话，那么，令他们苦不堪言，又苦不敢言的最大“驱迫”正是来自乾隆皇帝本人。具体说来，大致有以下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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