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婪赃4万两以上的犯官18员,业经身死而免究的犯官5员亦照此办理,此后遂成定例。这种法外苛法不仅前代罕见,即有清一代也仅此一见。
令人费解的则是,乾隆整肃吏治的决心如此之大,何以对关系全局的京中权要营私玩法竟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乾隆中期以前,吏治相对清明,赵翼所说其时秉中枢者俱洁身自好,大致可信。[l]而风气之转变,据昭梿所论,乃始于于敏中。[li]甘肃通省官员贪污大案败露之前,乾隆已查出于敏中有来源不明的巨额家赀,追至查办该案,乾隆即明谕“王亶望恃有于敏中为之庇护”,此后十数年间,他又一再提及此事,说“于敏中拥有厚赀亦必系王亶望贿求赂谢”,并断定于敏中实为“酿此大案”的祸首。[lii]乾隆掌握审办王亶望案全过程,他的判断有充分的证据,却不愿向全国臣民彻底揭开以于敏中为首的中央部院大臣如何收受货墨大吏贿赂馈赠的黑暗内幕。甘肃贪污大案仅至处决王亶望、勒尔饶而止,祸首于敏中却以“宣力年久,且已身故”,不忍追治其罪,[liii]轻描淡写地遮掩了过去。问题的严重性尚不止此,正当乾隆四十六年顷于敏中与王亶望等上下勾结、通同作弊的黑幕被掀开一角又很快捂严之日,正是贪名昭著的和珅权势炙手可热之时。日后乾隆对和珅的庇护更远远超过于敏中,故终乾隆之世,和绅的贪贿罪状竟没有被揭露。乾隆对州县以至督抚地方官吏执法诚然严厉,却因不整肃中央政府大员的腐败,其实效大半被抵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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