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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处理同一贪贿大案要案的全过程看，在执法力度上也有前后失衡之处，先严后宽，虎头蛇尾，几乎成了乾隆办案的特色，最典型的莫过于甘肃通省官员贪污大案的审办。案发之初，乾隆决心极大，表示要“根求到底，令其水落石出”，及至钦差大臣阿桂依律将侵蚀银干两以上者66员拟斩请旨时，却以“朕心有所不忍”，命将侵蚀2万两以上22犯入于本年秋审处决，其余犯官留待明年秋审。嗣后又陆续查出甘肃犯官新的罪款，依例拟死者逾百人以上，乾隆又命在监各犯自陈劳绩，意图“于万无可宽中，求其一线生路”，结果将应斩罪犯40余名勉强改为“免死发遣”。此案处理到最后，连乾隆也承认“实不免失之姑息，引以为愧”。[liv]
乾隆主政60余年间从严惩贪未能一以贯之，处理不同类型案件，以及同一案件全过程在执法力度上畸轻畸重，原因何在？应该承认，乾隆对严惩贪贿的重要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多次明谕：“朕之严于待墨吏，乃所以安民也”，“此等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lv]并郑重申谕：“干犯法纪之人，莫如悖逆、贪污二者，法断无可纵！”[lvi]对吏治的清浊，闾阎的苦乐，以至官场中种种情弊，通过密折制度、引见垂询及巡幸时省方问俗，乾隆还是比较清楚的。乾隆又是一位有高度*责任感的帝王，从维护清帝国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从严惩贪有决心，执法有力度，其持续时间之久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但出于*方面的考虑，用乾隆的话，即为维护“国体”和顾全“朕的颜面”，又牵制了从严惩贪的贯彻。国体，指整个国家的形象，它关系到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颜面”云云，盖指乾隆本人的形象，即圣主的权威与尊严。乾隆并不十分情愿彻查甘肃通省官员贪污之类的大案，因此一再向臣民表白“不得不办的苦衷”；办过这样大案后，也往往说什么“不欲再兴大狱”。他的内心的确是很矛盾的。听任贪贿之风蔓延下去，将从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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