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的过程中，加大了执法的力度，从严执法具有相当的自觉性、坚定性和稳定性，上面提到的薛允升所说的“乾隆年间侵贪正法者不少”，严格地讲，正是指这中间一段。最后十年的惩贪不力与前十年有所不同，乾隆有意无意地姑息纵容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乾隆六十年（1795年）归政在即，在审办伍拉纳、浦霖一案时他检讨说：“此皆因朕数年来率从宽典，以致竟有如此婪赃害民之督抚，朕当先自责己”、[xlviii]为表示从严执法的决心，伍拉纳（系觉罗）。浦霖不仅按律抵法，而且押赴刑场，明正典刑，臬司钱受椿在福建即行正法，藩司伊撤布于解京途中病毙，幸免显戮，亏空1万两以上州县官李堂等10员皆斩。此时距预定嘉庆元年正旦举行的内禅大典不过一个多月光景，乾隆严办此案既想给一生从严惩贪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不无垂范后世子孙之深意。
从处理不同类型的贪污案件看，乾隆在执法力度上亦有轻重失衡之处。察吏安民，惩贪除弊，大致有部院、督抚、州县、吏役四处关节，而四者又密切相关，故当时人讲；“郡县有一不肖吏，则郡县之民无宁居者矣；督抚有一黩货之人，则所属之郡县无一休息者矣；部院诸大臣不能奉公守法，则天下之督抚无一廉者矣”。[xlix]乾隆惩贪，对州县牧令、书吏胥役毫不假借，可谓严矣；对督抚藩臬，亦不能说不严。乾隆年间，封疆大吏以侵贪立案查处者多达30几起，其中明正典刑或赐令自尽的有20余名，平均一两年即有一名省级军政大员因侵贪或徇庇侵贪而正法，这是前代所罕见的，也是有清一代所仅见的。甘肃通省官员贪污大案除督抚藩等先行正法外，当年及翌年秋审照“侵盗钱粮千两以上拟斩”正例被判处死刑的有102员，执行斩决的有56犯（业经身故免于刑诛的尚有5犯），基本上都是州县级官员。一桩贪污案五六十员墨吏伏法这是前代所罕见的，也是清代所仅见的。为严惩贪墨，乾隆还打破“罪人不孥”的常规，命将犯官子孙亦予以刑罚。甘肃贪污大案除将首犯王亶望、王廷赞等之子革职，发往伊犁充为苦差，其幼子俟年12岁再行陆续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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