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v]照此说法，从18世纪前期至19世纪初大约100年间，物价上涨300％，银钱贬值为原有的1／3。据今人研究，这种通货膨胀的原因系因人口激增与西班牙银元大量流入中国所致。[cxvi]据当时人片断零星记录、档案及现代学者的研究，乾隆年间米价上涨幅度在2至4倍之间。可见桂芳的说法大致可信。在一般情况下，粮价过低，是经济不发展的表象，乾隆年间粮价上涨到比较合理的水平，从一个侧面正反映出经济迅速发展以至达到繁荣的程度。但不容忽视的是，粮食关系国计民生至重，粮价上涨势必带动百物翔贵，促使物价总水平的上扬，这又不能不使各级官吏日渐陷入捉襟见肘的困窘境地。如果说乾隆初江浙剧邑得力幕宾需二三百金方能延至，那么，到乾隆末则非于金不可，即使边远地区，州县幕宾也需银三四百两。[cxvii]在这种情况下，养廉银不仅名不副实，简直成了对朝廷所谓“厚给养廉”的嘲弄。
对物价急剧上涨及其对吏治民生的严重影响，乾隆是了若指掌的，但并没有采取相应对策，大幅度提高官吏养廉。推究其原因，盖受制于僵化的国家财税经制。太平军兴以前，政府以地丁、盐课、关税为最大的三项财政收入，岁出则恒以兵饷、百官廉俸为大宗，而岁入、岁出均带有相对稳定性质，[cxviii]特别是占财政收入约70％的地丁银，由于纳税亩数变动极微，因而长期徘徊在3000万两上下，这就必然制约了正常的、合理的、能量型的财政支出的扩大，就百官养廉而言，不管通货膨胀如何严重，亦只能岁出经费300余万两。国家经费有常，从创意上讲，未尝没有减轻农民负担、藏富于民的善良愿望。中国古代素以轻摇薄赋为圣王美政，清初惩前明加赋而亡的覆辙，更以永不加赋为大训，历朝凛然恪守，不敢稍有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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