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清代田赋极低，实际上却因政府默许大小官吏以数倍于正供的陋规弥补廉俸之不足，广大商民遭到不堪忍受的掠夺。晚清冯桂芬论及养廉与吏治关系时，曾愤慨地质问道；“（官吏）非本性之贪，国家迫之，使不得不贪也，……朝廷果不知耶，抑知之而故纵邪？”[cxix]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巴林顿·摩尔也说“在前工业社会”，为解决官僚的薪响，又不严重地“撼动整个社会的结构”，中国“靠允许官员或多或少地公开受贿来解决问题”。[cxx]他们的看法，对探索18世纪中期以后中国贪风大炽、*腐败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无疑极富启发意义。
与经济繁荣、物价上涨并行的另一社会现象是风俗奢靡。风气浮华，自康熙年间即受到人们的指责。[cxxi]不过，奢靡逐渐成为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风尚，似乎是乾隆中期开始的，这可以举出那一时期前后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论述为证。龚炜、汪辉祖和钱咏讲的多是三吴两渐的情况，[cxxii]北方则可参见朝鲜来使的描述，[cxxiii]尹壮图则有宏观性的概括，他说乾隆三十年以前“风气淳朴”，而近年（指乾隆末至嘉庆初）“风气日趋浮华”。综合当时记载来看，乾隆中期以后，以皇帝、王公大臣、富商巨贾的追求超高消费，以至挥霍金银、暴殄天物的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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