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适的社会中介力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商会的绅商领导体制应该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徐鼎新:《从绅商时代走向企业家时代——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总商会》,《近代史研究》1991年4期。)。
从语言发展与社会变迁的辩证关系看,正是在上述广泛社会变动的基础上,分指性的绅与商才不自觉地被常常连用,而逐渐具备了单指性的意义,成为新兴社会阶层的代名词。从“绅”、“商”分离到“绅”、“商”趋近,再到“绅”、“商”合流,明清以来中国社会阶级的重构与组合过程在语言词汇的演变上亦留下了清晰的痕迹。就此来说,对历史文献的解读和历史语言词汇的理解,绝对不能离开对其背后之社会变动大趋势的准确把握,而必须使二者水乳交融般统一、沟通。我想,在这一点上,谢放教授与我本人不会有太大的分歧吧。
最后,还想赘言几句,对“绅商”词义的辨析和对其社会内涵的讨论,实则关系到近代史研究中如何通过梳理文献和关键词,进入中国史学自身的“话语系统”并形成自身的“解释框架”这样一个“大”问题。如果不是基于中国学术自身的命题和本土的概念,并从中国历史实际来思考问题,我们的所谓学术研究便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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