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金是此时产生的一种商业税，自咸丰三年（1853）出现后很快通行全国，几乎达到“无处不卡，无货不税”[24]的疯狂程度。其税率起初仅为1%，但到后期不断提高，许多地区在5—10%之间。在上海，油、豆饼的厘金税率在同治初年已比咸丰四年（1854）增长了十余倍，“豆则增至三十余倍”[25]。这一新的收入形式以极快的速度发展，以至于在其产生仅仅三十年后，便占到财政收入总额的近20%，成为晚清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之一。

厘金之外，晚清出现的另一项弥补赤字的收入是公债收入，它是税收之外的独特收入形式。公债是一个财政范畴，它首先表现为一种财政收入，它与税收的最大区别是具有偿还性和自愿性。以筹措和发行的地域为标准，公债可分为内债和外债两种。晚清的公债主要表现为外债，内债处于次要地位。

清政府借用外债活动可以光绪二十年（1894）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其国外借款共计4626万两，每年收入平均仅占财政总收入的4%左右；晚清时期共借外债12.04亿两，每年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30—50%[26]。清政府发行国内公债共三次：光绪二十年（1894）的“息借商款”、光绪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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