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的《民报周年纪念大会演说》中说：“中国今日如果实行民生主义，总较欧美易得许多。因为社会问题是文明进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问题也就不大”。他表示不赞成“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的说法，而认为“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这所谓“文明进步”，就是指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说：“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是欧美所不能及的”。这也就是他在《民报发刊词》中所说“举*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意思。
孙中山赋予民生主义的内容是“平均地权”，而据当时所作的解释，这就是通过收买的方法使土地成为国有。但其实无论耕者有其田也好，由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土地国有也好，都是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开辟道路，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不是社会主义。孙中山当时认为，“欧美为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这是误解。他说：“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所以几千年地价从来没有加增，这是与各国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后，却不能照前一样。比方现在香港、上海地价，比内地高至数百倍，因为文明发达，交通便利，故此涨到这样。假如他日全国改良，那地价一定是跟着文明日日涨高的。”这是说，在革命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地价将高涨。但是，改变土地制度使地主不能因地价高涨而得暴利，这并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以为用资产阶级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就能消弭资本主义的祸害，预防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这是违反历史实际的。这种论据只是使他们更加理直气壮地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进行革命。
立宪派的梁启超十分反对孙中山所讲的社会革命。他在同《民报》进行论战中有专文讨论“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他的答复是不必行，也不可行。他说：最值得担心的是“他国资本势力充满于我国中”，“我中国今日欲解决此至危极险之问题，惟有奖励资本家，使举其所贮蓄者，结合焉，而采百余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方法以从事于生产，国家则珍惜而保护之，使其事业可以发达以与外抗。……”他还批评以为土地国有就是社会主义之说，指为“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梁启超在发这些议论时，虽然对社会主义是什么说了一些近似准确的话，但是应该看到，在他和革命派之间的分歧的实质并不是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的问题。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