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早期工业化启动时，也出现过一批官营和半官半商的企业，也许可以这样说：官商体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曾经出现的较为普遍的一种经济现象。但是，在工业化启动之后，中日政府采取的制度手段不同，因而导致的结果也不一样。在日本，明治政府采用廉价出卖给私人的方式，建立起保护私人资本的经济立法和银行制度，走上促进私人资本发展的工业化道路。而在晚清，由于中央政权的软弱，由于地方实权官僚的保护和提倡，竟使官商体制成为国内经济结构中一种重要的经济体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重要特点之一。

　　第三，处于同一经济体制内的官、商两方既联系又对立，总的来说对立是主要的，这种体制难以引导中国工业化向健全方向发展。

　　其联系主要表现在：官的倡导和保护，吸引了一部分私人资本投向近代企业，这在清末国家财力困窘的情况下，有助于一些大型民用企业的建立，然而作用仅此而已。从另一个角度看，官与商又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它们一个代表封建*势力，一个代表新经济关系，本来难以相容，但客观经济结构的变动又迫使“官”干预经济。“官”对经济的作用，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宏观调控，一是直接操纵利用；一是扶植发展，一是限制利用。“官”对经济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关键在于国家*和经济管理体制随着经济变动而转换的方式与性质。清政府直到1895年甲午战后才放松对民间设厂的控制，1905年商部成立后才真正产生了商业立法，所以在19世纪后半期，基本是由一批洋务官僚代行了一部分国家职能。但洋务官僚多是地方实力派，他们并不是通过经济调控手段，而是通过*权势和行政手段操纵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局部的官僚利益取代了全局的国家利益，官商企业很大程度上成为洋务官僚个人实力的一部分，成为他们行政权力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这是洋务官商体制内“官”与“商”对立冲突的根源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