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在二十年的清理整顿中，始终没有能制定一个明确而又切实可行的计划和章程，而是采取由各省密办的方式。除了嘉庆二十年后将江苏、山东的治理办法，推及于他省外，其余的时候，只是在嘉庆的指令下，各自为政。而嘉庆本身所制定的政策既存在严重随意性，又存在许多谬误之处。如关于清查亏欠数量的问题，大多省份采取自查，现任查前任的办法。整顿中朝廷只是向问题严重的江苏、山东、直隶、甘肃等省派遣了钦差大臣。这样，清查时不可避免地存在在任官员为回避处分，而少报现亏，多报前任旧亏的情况。再加上清查本来就是很繁复的事，累积几十年的账册，在短期内要查清官亏、民欠、年久未销、已征未解等款项的实际数目，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有的省份在整顿中，精力几乎全部用在了清理上。如安徽省自嘉庆五年初次清查后，至九年而二次清查，嗣后又于十四、十六、十九等年，复有三次、四次、五次清查，前后报亏数目差别很大。因此直至嘉庆末年，各省实亏之数也没有真正清理清楚。 

再如关于限期代赔、分赔制度，既不合情，也不合理，要真正实行起来更难。徜若不顾一切地追缴，势必带来严重后果。当时有识之士即已指出：“财赋者不雨于天，不涌于地，欲举一二十年之积弊，骤取偿于岁月，非朘民何由得此。……更迫以势之无可奈何，予以事之得所藉口，明目张胆何所不为?窃恐在亏空之日则相习为盗臣，在弥补之时且相习为聚敛臣。伤邦本以补国计，其患有不可胜言者也。”[96]田整顿亏空时，分清责任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官有侵冒，追赔在官，役有侵冒，责追在役。庶几民不为官累，官不为役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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