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论述说明，从乾隆四十年后开始的积欠亏空，除了贪官污吏对库项的大肆侵吞的原因而外，民穷、官困则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而解决二者穷困的问题，根本的出路在于发展社会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改变不合理的廉俸制度，革除弊端丛生的捐派。 

有见于此，吏部尚书英和于嘉庆十九年正月，在《开源节流疏》中，强调“节流之道既应讲求，开源之计不得以事涉言利，概行驳斥”。并提出开采金矿、银矿，以“天地生财”“裕课足民”的建议。嘉庆以“开矿流弊滋多”的老生常谈顽固地拒绝采纳英和意见，仍然采取开捐例的办法来解决财政经费的捉襟见肘。由于国家财政经济的困难，合理解决官员的薪俸，由国家支付充足的地方各事项的费用就成为了无源之水，只得挪移国库钱粮以应一时之需，亏空也就成为必然。别说旧亏无法弥补，新亏自然也无法遏制。 

雍正在清理亏空中是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以作为借鉴的。其中，严格稽查，毫不手软地惩治违法官员，是保证其成功的主要手段。对于吏治状况已不能与雍正朝同日而语的嘉庆朝，严肃整顿吏治，以非常手段严惩贪官污吏，更是成功清理亏欠的前提条件。廷臣中的许多有识之士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然而嘉庆并没有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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