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在有关中国的文明与野蛮的讨论中，这些批评意见的出现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们表明，无论是在中国发生的这些事件，还是欧美人——更不必说中国人了——看待这些事件的方式，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的。如埃里克·霍布斯鲍恩(Eric Hobsbawn)所指出，当时是“帝国的时代”，在对形形色色使本文引用的许多作者感到困惑的行为进行解释和论证的时候，一个核心问题便是种族差别的问题，尤其是种族与文明进程之间关系的问题。对列强在中国的行动，无论是抨击还是辩护，都直接或间接地牵涉到种族问题。而且，在战争和对北京实行占领的过程中，始终可以听到这一问题的声音。例如，印度部队士兵和其他国家的士兵之间就存在着争执，而且曾经非常严重，以致格里尔森(J.M.Grierson)上校认为，人们瞧不起英国，因为在占领军当中，英国“实际上没有白人部队”。他还补充说，在天津，有人听见法国和德国士兵称印度部队为“苦力”（注：See  PRO/WO  32/6413, 6422, 6423, 6425, 6426, and 6427, in which Grierson discusses various incidents in involving the India army troops.）。然而人们不论如何解释英国军官有关英军不是白人部队的看法，都不可避免地会回想起帝国时代有关种族的中心问题，这就是与“劣等”种族接触会使白人改变吗？在与“棕色”、“黑色”以及“*”人种的接触中，白人会发生种族退化吗？ 

这些问题涉及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中国沿海地带，或许，只有结合19世纪最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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