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道德话语1900-1901年对北京的劫掠 |
 |
时间：2007-3-10 10:58:45 来源：不详
|
|
|
余年对回返原始状态普遍焦虑的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这类焦虑隐藏在中产阶级把文明和野蛮的界限绝对化的观念背后，它不仅担忧“种族”混合的问题（注：See R.Young, Colonial Desire.），而且担忧与“低等”文明或民族接触，可能会唤醒欧洲人心灵中蛰伏的欲望或者残存的原始性。如帕特里克·勃兰特林格(Patrick Brantlinger)所指出的，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和异议文学中都有大量的类似焦虑（注：See Patrick Brantlinger, Rule of Darkness.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227-254.）。这样，当针对中国人的极端暴力或劫掠北京的现实事件超过人们的理性预期，并与小说的描述相类似的时候，人们就会用小说中的辞藻而不是文明必胜的词语来表现欧美人行为的意义。虽然西方人还没有把自己视为野蛮人，但对某些欧美人来说，凶残的暴行和劫掠活动就是种族退化的表征。这样，1860年入侵中国时被用来作为合理性根据的欧洲道德优越的理论，就很难再被用来解释1900年事件了。
此外，在使馆人员得到解救以后，报应和复仇的疯狂暴力蔓延到整个华北。即使对那些长期负责教化不守规矩的本土民众的人的感情来说，这些暴力也构成了挑战（注：在1901年春，Grierson上校给德国人做如何在东方国家作战的演讲，引证了英国在这类事务中250年的经验。见PRO/WO 32/6423,letter dated April 2,1901.）。到1900年12月，这种情况愈发严重，在瓦德西将军指挥下的联军参谋部中任英军代表的格里尔森上校不得不对德军指挥官冈代尔(Gundell)陆军中校解释说，如果德国军队继续像报道中所说那样，“一见到出于自卫而携带武器的中国人就杀掉”，或者对中国官员任意鞭打，剪掉他们的辫子，直隶省就会陷入无秩序的混乱状态（注：PRO/WO 32/6415,diary entries of December 20-29,1900 << 上一页 [31] [32] [33] [3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