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权尽操之敌人之手”，“中国岂复有兴复之望乎”。(浙江学政文治□，《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71页)在抗战危机之际，李秉衡挺身而出，决心“宁为国而捐躯，勿临死而缩手”，(李秉衡：《誓师文》，见《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第132页)以实际行动坚持抵抗。
抵抗派为了实现自己的抗战主张，对求和派的卖国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说：“战局既开，万无和理”。揭露乞和派的“隐情”，是“有通洋情而受贿者，有仗洋势而升官者，有藉洋务而致富者，有隶名教而甘心从逆者，有资财寄顿于洋行、子弟游历于各国、直与洋人相依为命者，深恐洋人一败，彼亦随之而败；不然，则护其往日畏葸之罪者也；又不然，则保其垂老爵位之荣者也。情况不同，肺腑则一。彼既以和夷为生路，而国家之祸福遂漠然置之不问”。(御史徐道□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55、256页)他们指明，近三十年来丧权辱国之事皆李鸿章“专务和戎”，“甘心卖国”所致。象李鸿章这类“大奸”，必须“急除”。“大奸不除，不能成大功”。(翰林院编修王会厘呈，《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66页)有的人请杀卖国贼张之洞、刘坤一；有的人要求惩办盛宣怀，“重典”制裁那些“言和言约之人。”(左绍佐：《拟致军务处条陈》，《近代史资料》，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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