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尽管毓贤有某些可肯定之处，但从他的主流看不宜评价过高。在清政府招抚义和团问题上毓贤起了一定的促成作用，实际上是把义和团引向了邪路。清廷谕旨说他“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罪魁祸首”，虽然“罪魁祸首”的帽子大了点，但所述却是事实。至于毓贤的极力主战，正表明他已经成为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中的一员。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不是对外宣战，而是力争有一个和平环境，实行社会改革，奋发图强，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外宣战，只能是必败无疑。正如一位反对宣战的官员指出：“不可浪开衅，以一孱国当八强国，为孤注之一掷，此宗社存亡之几所系，不仅胜负之数，乃危道也。”（注：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义和团史料》（下），339页）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位官员之预见。因此，主战只能把中国引向更严重的民族危机。由此看来，毓贤不是对中华民族有功，而是有罪；不是爱国，而是误国。史家将他列为庚子“误国诸臣”（注：《清史列传》，卷62，《毓贤传》）之一，可谓不易之论。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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