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对义和团“剿抚不定”，这是对以往“袒教抑民”对策的一种否定，是在对社会矛盾激化原因准确认识基础上产生的政策犹豫。如果由此而逐步形成严格控制义和团对于教民、教会的盲目报复，坚持在民教冲突案件中政府应有的公正立场，以避免列强的直接武装干涉，造成国家民族利益的巨大损害，仍不失为一种正确的*选择。但是，废立问题已经造成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重大的分裂，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政策选择，已经分裂的各个*派系只能根据自身的利益权衡利弊，提出各自的对策。在废立问题上与列强发生尖锐矛盾、并在戊戌政变以后在中央政府中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大阿哥党”最终选择支持义和团，以达到自身的*目的，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失误。当时就有人评论道，庚子事变，“起于守旧，成于训政，迫于废立，终于排外，四者相因，大祸遂作”（注：《乱原二》，《中外日报》1900年 12月8月，载《义和团》资料从刊（四），第226页。）， 这是对于清政府应负*责任的比较准确的看法。
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民族危机的深重，华北千千万万的民众奋勇而起，凭借民间既存的组织、信仰等武器，走上反帝斗争的前线，无疑具有正义性。但是，正义的斗争一旦失去控制，演变成不加区别、不计后果地屠杀教民、教士，破坏铁路电线乃至一切涉洋之物，使他们融“义民”和“乱民”于一身，折射到清政府，发生“剿抚不定”的政策，也就不难理解了。6月30日赵舒翘上奏请兵弹压， 重点在于防范而不是镇压，所提出的将义和团编入行伍，目的是为了有效地控制义和团，防止事态的扩大。根据这份奏折，清政府马上命令赵舒翘前往涿州，说明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赵舒翘的主张，即以宣慰为主、防范为辅的策略。用现在的话语来说，这样做，既能保护义和团的爱国热情，又能防止义和团运动越轨而酿成恶果。而一旦越轨，必须“弹压”。这仍不失为一个理智的对策。但6月6日“大阿哥党”在御前会议的大闹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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