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原来意义上的价值判断重新加以考察，力图从研究对象内在的理解入手予以历史地展开。细见和弘《李鸿章与清法战争》（《中国－社会与文化》11），对以往李鸿章拒绝派遣北洋舰队是基于自身利害关系的说法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是李鸿章忠实于清政府强调地域防卫这一意图的结果。高纲博文《关于孙中山帝国主义观的再考察》（《纪要》21，日本大学经济科学研究所），认为孙中山是以强权*的观念来认识当时的*状况的，体现了其现实主义的立场。藤井升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再论》（《历史评论》549），提出了应当重视孙中山有关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变化的见解。

其三，重视研究人物的思想。佐藤慎一《梁启超与社会进化论》（《法学》59－6，东北大学），把梁启超接受社会进化论的过程置于康有为、严复，以及日本人的社会进化论相互交汇的三个阶段中进行了考察。佐藤慎一还出版了《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一书（东大出版会），我们期待着专评的出现。深泽秀南《变法运动与陈宝箴》（《史境》32），从振兴实业、推举人才、阐扬思想等方面，论述了陈宝箴在变法运动中的作用。川上哲正《景梅九与辛亥革命》（《学习院史学》34），以辛亥革命时期为中心，追溯了早期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的事迹。小林武《中国近代的个人笔记》（《纪要》1，京都产业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为理解清末的个人，并与西方个体的自立相区别，作者提出了从与他人的关系当中认识自我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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