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1922年是方志敏首次“漂流到上海”，具体时间是在7月初。为了落脚和糊口，他希望找一个半工半读的事情做做，有可能曾在某大学旁听(但目前尚缺乏确切的史料)，但不可能是上海大学。当年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集聚荟萃的上海大学，是由国共两党共同改组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于1922年10月创建(1927年5月被国民党政府封闭)，至于瞿秋白等一批共产党人在该校任教也是1923年或以后的事了，而方志敏这次在上海仅两个月，他于1922年8月29日乘轮船返赣。

三、“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属后人误传

有文章说“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这实属后人误传。

首先，从方志敏在狱中(南昌军法处看守所内)撰写的《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著作和文稿(含密写的)来看，作者笔触多处涉及自己被敌人审讯的情形以及狱中的生活感触，却没有一处说自己遭受敌人施刑，反而称自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犯，官厅为着要迅速改变原来的主义信仰”，看守所将关押他的囚室“从普通号搬到优待号来”。狱中的方志敏唯一感觉到肉体痛苦的是，敌人为防止“共党要犯”逃逸而给他套上了脚镣(后被同情他的看守所代所长凌凤梧换成了较轻的铁镣)。如果仅因此就说敌人用了“刑”，而且称之为“酷刑”，未免牵强。

其次，从当时在狱中供职人员凌凤梧、高家骏(即高易鹏)等，以及与方志敏同被羁押在看守所优待号并有密切交往后又为方志敏传送狱中文稿的胡逸民留下的回忆文字来看，也只字未提方志敏有受刑的情况。不少采访者就“方志敏在狱中是否遭受敌人用刑”这一问题主动问及凌、高、胡等知情人，回答几乎是一致的，也就是没看见也没听说过。另外，从与方志敏同期被俘被关押在同一监狱的红军将士幸存者乔信明等人的回忆录中，也没反映方志敏在狱中受刑的情况。

“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这一说法，最早见诸1936年1月29日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署名“阳朴”的文章《革命先驱方志敏》。文中有“敌人用尽一切欺骗的方法来动摇说降他，用惨酷毒刑来鞭鞑污(侮)辱他，但方烈士始终不屈不挠……”另一篇署名“哈马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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