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改革，只是引进对统治者最有好处的一些器物，都遇到那么多的阻力，在今天难以想象的阻力。比如修电路、架电报线。晚清时西北有俄国在新疆伊犁不断惹事，东边有日本不断入侵，电线对于战事的信息传递最有好处的。但是清朝大批官员把电线跟忠不忠、孝不孝联系在一起：为什么电线外国可以用中国人不可以用？因为中国人崇拜祖先，电线埋在地下，电流通过会惊动祖坟，让祖先的亡灵不得安宁，是为不孝，不孝就不可能忠。中国人一直有这个传统，什么东西来，先要站个队，姓“社”还是姓“资”？“铁路贵姓？”先要问个姓什么，把技术层面的东西都上升到道德和意识形态的高度。引进西方技术就是背叛祖宗，背叛中国传统文化。引进“狄夷”的东西就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崩溃——“溃夷夏之防”，认为狄夷和华夏之间有一道文化的防线，“溃防”就是破坏了文化安全。
今天，这种观念和思维方式在一些人脑子里依然存在，这是中国近代的习惯性的思维传统。牛仔裤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能穿的，因为牛仔裤跟资产阶级是联系在一起的，包括披肩发。这套思维现在逐渐在淡化，毕竟是文明了、进步了，但进步来之不易。
记者：你说晚清曾有过政治体制改革，并走上民主宪政的机会，但是每次都被它放弃了。就你分析，这机会出现过几次？
雷颐：戊戌维新是一次，后来的1905年的新政又是一次。但是它一次次地错过，一次次地放弃了机会，它总是在下一步才做上一步应该做的事情，总是应该做它不做，等到被打了它才做。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危及的是它的王朝本身。
拿海军衙门来说，在有了近代海军以后，一定要有一个海军司令部。但是清政府就是不肯成立，他认为引进军舰已经是一种让步了，你要成立海军司令部，这就是政治组织架构上的变动了，破坏了中国吏户礼兵刑工的传统架构，你连组织结构上都要学西方了吗？其实日本的明治维新，首先设立的就是海军大臣、海军衙门，在这一点上李鸿章跟左宗棠意见一致，都认为中国应该设海军衙门。建立海军衙门实际上是把海军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来，就这样清政府都不愿意。当时中国仅有的几支海军：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都是地方官建的，地方官员在意志和利益上又难以统一，实际打仗的时候，没有统一的指挥，很难彼此协调配合。等到1885年福建海战，马尾水师被法军彻底打败，李和左分别上奏折，清政府这时候才勉强同意设立海军衙门——它总是要到吃了大亏以后再作政治体制上的让步，而这时候往往已经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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