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1852年,太平军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风而逃。同样乡居的左宗棠、曾国藩对是否出山镇压太平天国都曾犹豫不决,而郭嵩焘则力劝他们出来建功立业。以后曾、左都成为功勋赫赫的名臣,他总以自己当年的“力促”为荣。劝他人出山,自己当然也难甘寂寞,随后几年,郭氏一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多有建树。同时在官场中建立了一定的“关系”。1856年年末,他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
在京都,他深得权柄赫赫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肃顺性情刚严,以敢于任事著称,主张以严刑峻法改变当时吏治腐败的状况,屡兴大狱,惟严是尚,排除异己,但由于他深得咸丰皇帝倚重,其他人对他是敢怒不敢言。与其他满族权贵猜忌、排挤汉人不同,他却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尤其重视。由于肃顺的推举,郭嵩焘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蒙咸丰帝数次召见,自然受宠若惊。咸丰帝对他的识见也颇赏识,命他入值南书房。南书房实际是皇帝的私人咨询机关,入值南书房就意味着可以经常见到皇帝,参奏军国大事。咸丰帝还对他说:“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然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郭嵩焘日记》,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不久,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1859年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放在眼里,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因此两人合作极不愉快。1859年10月中旬,郭嵩焘又奉命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僧格林沁派心腹李湘作为会办随行。虽然他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而怨气十足,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因为他破坏了官场腐败已久的“游戏规则”。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4倍之多。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厘。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们自然极为怨恨。而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为在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新任厘局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发生了福山县商
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仍然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原来,李湘一直在暗中监视郭嵩焘的举动,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郭嵩焘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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