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来使腐败更加严重、更加猖獗、更加根深蒂固。退一步说,在系统性腐败中,即便是得到“圣上”的支持,严肃处理个别贪官也无济于事,因为仅仅是孤立地处理一个又一个贪官,并不能遏制日益严重的系统性腐败,更不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
郭嵩焘或许不清楚,他自己的悲剧亦正在此。大概,这也是所有“生于末世”却又不愿同流合污、不忍眼见“大厦倾”,因此只能凭一己之力起弊振衰的“清官”们的悲剧。纵然“才自清明志自高”,最终难免“运偏消”的结局。
1860年4月,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在家乡过了两年的赋闲生活后,郭嵩焘又在众人的劝说下,应练就淮军不久、人手紧缺的李鸿章之邀,于1862年春再度出山,任苏松粮道,不久又升任两淮盐运使。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的全力支持,郭嵩焘在两淮理财顺利,卓有成效。1863年秋,他又遽升经济富裕、对外交往繁多因此地位重要的广东巡抚,诏赏三品顶戴。不到两年而升此高位,可谓官运亨通,他也决心有所作为,不负朝廷知遇之恩。但在广东巡抚任上,他又因耿直招怨,与前后两任同驻广州的两广总督矛盾重重,与进粤“会剿”太平军余部、一向意气用事的老友左宗棠也顿生龃龉。在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之中,郭嵩焘左支右绌,最终在1866年6月解任下台,再次开始归乡闲居生活,而这次长达8年之久。

近代中国面临着社会和文化的全方位转型,社会和文化的震荡必然格外强烈,重重矛盾必然格外尖锐。在这跌宕起伏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潮中,郭嵩焘时时作为弄潮儿处于风口浪尖之上,又不时被大浪抛开,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他从最初的理想抱负到最终的失望潦落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一生,当然与他个人落拓不羁的文人性情紧密相关,但更与时代的震荡和矛盾紧紧相连。因此,他的一生又鲜明地反映出时代特征,反映出方生与未死之际先行者的历史命运。
1818年,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阴一户地主之家。这一年是清嘉庆二十三年,仍是“盛世”。就在此前,英国于1816年派阿美士德(W illiam Pitt Am h e rst)率使团来华要求与中国通商,却被嘉庆皇帝坚拒,因为中国是无所不有的“天朝上国”,荒蛮之地的“狄夷”只能向“天朝”进贡,而无权与位于“天下之中”的中国“互通有无”。中国,依然沉浸在“华夏中心”论的迷梦中,对正在迅速变化的世界大势毫无了解。谁能想到,“英夷”在20余年后竟悍然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凭借现代化的船坚炮利打败堂堂天朝上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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