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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对人民有利，使当地社会秩序安定，百姓的生活有所保障。”杨超先生对杨归厚的评价相当高。
“按照唐时制度，3万人以上才被称作州，而雄州，刘禹锡后来在《郑州刺史东厅壁记》做了解释，‘大凡环天子之居为雄州。郑实迩王畿，故望雄’。就是说，郑州在洛阳以东，堪谓屏藩，有黄河之险、虎牢之要，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拱卫京城的城市，所以称郑州是雄州。”杨超先生说。
郑为雄州，而管城驿正是雄州要道上的重要节点。自秦汉以来，长安——洛阳——汴州(开封)是朝廷控制中原乃至关东地区(即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的交通孔道。尤其是唐代，随着京杭运河的开凿，南方的粮食和丝绸正是由汴州——郑州运往两京，保证长安和洛阳的物资供应，也维持着帝国在经济上的稳定。中晚唐时，大唐帝王被称为“逐粮天子”，东南经济支撑了唐帝国的命脉，为了解决粮荒问题，皇帝只好在每年寒食节过后，率领文武百官跑到洛阳去“就食”，直到秋收方才回来，以便给长安减轻压力。而汴州恰恰是东方第一大经济城市，唐朝的命脉在于运河，而运河的咽喉在于汴州。大唐不可无汴州，而郑州正处在两京与汴州的节点上。
中唐之后，藩镇割据逐渐形成，节度使呈现尾大不掉的形势，中央政府和地方割据势力的“暗战”和“明战”不断升级。两税法推行、奉天之难、甘露之变、永贞革新、雪夜袭蔡州，正可谓世事难料、变幻无常，一时间金瓯破裂，风雨欲来。
管城驿就坐落在通往京都的大道旁，可以想象，在那个天下汹汹兵连祸结的年代，多少官员从这里暂作歇息，或奔向长安去实现心中的抱负，或散往地方去进行拥立新主的构想；多少文人墨客驻足此处，感慨风云际会的时代命运。
中唐之后，正是唐帝国走向没落的时刻，国内不少馆驿纷纷废弃，不少馆驿混乱不堪，而管城驿却走向了它的又一个辉煌。原先在城内的管城驿，因为接待官员数量增多，昼夜不停，影响城市治安，郑州刺史杨归厚奏请将其移到城外，这不正好说明了管城驿在那个纷乱年代的特殊地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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