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立图书馆p.2276号尾题“优婆塞戒经卷第十一”中的“十一”原应是“七”，末笔的“一”划显然也是后加上去的。

　　这种存在明显改动的迹象，是以配补修复旧的写经来作功德的明确证据。这种做法在中国古代非常盛行，晚唐五代敦煌三界寺道真补经就颇为有名。道真是五代宋初敦煌三界寺的一位管理佛经的僧人，他在典藏佛经时，发现许多年代久远的写经都损坏或缺失了，于是就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修补佛经的活动。有的研究者即认为敦煌藏经洞即与道真补经活动密切相关。修补旧的佛经与改装旧的佛经尽管都是属于旧本新用，然而两者还是有些微的差别。

　　与楹雅珍写经性质更为接近的是隋炀帝利用南方经典造宝台经藏的活动。据《隋炀帝宝台经藏愿文》，隋炀帝曾利用平定南朝时所收集的佛典，整理排比，修造皇家经藏。那么，隋代民间百姓抄经作功德，利用收集来的旧卷，重新改装，也就并非难以理解了。

　　楹雅珍写经，字体风格一致，隶味较浓，应该是同时代抄写的。这些写经既然是利用旧抄本改装，那么其最初抄写经文的年代应早于题记所显示的仁寿四年。上海图书馆091题记中未署年月，启功先生鉴定为六朝写经，并在包首上题签：“六朝写经卷元白启功题耑”。启功先生是海内外公认的敦煌遗书鉴定专家，早在青年时期在名家指点下鉴赏古代书画作品的同时，就有机会看到了大量的敦煌写卷，正如其自述所云“生平所见唐人经卷，不可胜计”，因而练就“火眼金睛”，他鉴定该写经的时代为六朝是完全正确的。《甘肃藏敦煌文献》和《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的编者在断代时则均定作隋代，这显然是受仁寿四年题记的误导所致。敦煌写本的断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从文本内容、纸张、书法、避讳、题记、形制等诸方面综合考察，如果仅从题记来做判断，难免失之偏颇，未足凭信。

　　结语：本次展览展出的写本时代文献，每一件都蕴含着丰富的中古时代社会历史各个层面的信息，都是我们追寻祖先遗迹的绝佳媒介。透过它们，我们可以看到千年以前从王公贵族到劳苦大众的生活。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感情，他们的写作方法，他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仿佛跨越了千年的时空，都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用心去体会这一次展览，体会每一件展品，就是一次与古人的心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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