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史记·鲁周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等中可以推断，齐国的治国方略应该属于“启以商政，疆以戎索”的范畴。从这里可以看出，鲁国是严格按照“周礼”变俗革礼治理国家的，而齐国则是既贯彻“周礼”，又照顾当地原来的民俗的。这是两种显然不同的治国方针。到春秋时代管仲执政时期，更是“设轻重鱼盐之利”（同上）。使商人“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工匠也是使其“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国语·齐语》）。至“战国”时代，齐国的临淄更成了当时最热闹的商业城市。而鲁国的自然条件则与齐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靠海，没有鱼盐之利，经济类型是以单纯的农耕经济为主。虽然鲁国也出产举世闻名的纺织品“鲁缟”，不过查遍有关资料，都没有发现鲁国重视发展工商业的一条记录。其提倡择瘠处贫、自给自足的记载却随处可见。所以《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鲁人：“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国语·鲁语下》也记载，鲁国的贵族夫人——公父文伯的母亲，教育他的儿子时，标榜自给自足，不但不提倡追逐财利，反而主张到贫瘠的地方去培养“善心”。鲁国的贵族们认为，只有到瘠薄之地去艰苦劳作和过着简朴的生活，才能培养出“善心”来。否则就会淫逸忘善（见《国语·鲁语下》）。而齐国则有与此相反的议论，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
由于齐国在建国之初就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和“举贤而尚功”的政策，所以到了春秋时代，就已大胆任用外姓贤者如管仲等来治理齐国。这些人在执政时，也是推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的政策。因之国力迅速增强，遂使地濒东海的齐国成为泱泱大国。齐桓公也凭借着强大的国力，打着“尊王攘夷”的大旗，北伐山戎以救燕，平定狄乱以存邢、卫，解王室之祸而定周襄王之位，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总计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纠合诸侯凡二十六次。对此，孔子曾评价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到了战国田氏代齐后，齐桓公竟设立“喷室之议”的议政机构，广开言路，鼓励人们发表不同意见，以便择善而从之。齐威王更是公开号令国人，“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战国策·齐策一》）。这样豁达大度的君主，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因为有这样的政策，在齐国才有了兼收诸子百家的“稷下学宫”的出现。从战国初年的齐威王时期起，稷下就聚集了当时大批著名的学者，他们享受着齐国给予的显爵和优厚的待遇，并不担任具体的官职，而专门议论政治的得失。稷下学宫历百余年而不衰，网罗的学者最多时可达数百上千人，各种代表人物，形成了不同学派和不同的思想体系，这就使稷下自然成为当时百家争鸣和思想交流的中心。它一方面完善提高了学宫中学者的学术修养，另一方面也为青年学子们的成长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在学术领域，春秋战国乃至秦朝的很多著名人物如荀子、孟子、慎到、宋钘、尹文子等，都与稷下学宫的滋养密切相关。
而注重家族宗法组织、提倡“亲亲”孝悌观念的鲁国则截然不同，他们崇尚先王之训，大讲礼乐教化。至于举贤才、尚功利在鲁国则根本没有市场。孔子所创的儒学在鲁国虽然也能存在下来，可是因为他是异姓，而且又主张“举贤才”，因之就受到排挤，以至不得不出外十几年。到了战国时代，法家、军事家吴起，虽曾在鲁国任过职，但很快也被赶走。儒家学士在鲁国虽也受到尊敬，但没有一个被重用的。如孔子的孙子子思，虽被鲁缪公视为贤者，但始终也没有被委以具体官职，只是一般的顾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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